至于福尔摩斯的美洲杯集团

(发于2月5日南都周刊)

夏洛克•福尔摩斯曾先后出现在超过260部影视作品中,被75名演员扮演过,是有史以来被扮演次数最多的虚构人物;在这方面,除了他的亲密战友华生医生之外,就只有吸血鬼德库拉伯爵能够紧随其后。珠玉在前,此番小罗伯特唐尼欣然出演《大侦探福尔摩斯》,不能说不是勇气十足;而盖里奇对福尔摩斯形象的全新打造,也令诸多“福迷”们颇有微词。难得的是,在《阿凡达》势不可挡地横扫全球票房之时,《大侦探福尔摩斯》仍可从中分得一杯羹,实在不可小觑。

在盖•里奇诡异路数的引导下,小罗伯特•唐尼塑造的福尔摩斯看上去另类得很。制片人之一威格拉姆说:“我们创造的福尔摩斯更现代,行为习惯上像个波希米亚人,而穿着上则像个艺术家或者诗人。与以往任何的福尔摩斯都不一样。”这位大侦探的一些性格特点被刻意夸大了:无案件接时的狂躁和抑郁,对人际关系的不在行,对各种稀奇古怪实验的痴迷,邋遢和不规律的生活习惯……如果说这些在原著中还有迹可循,那么福尔摩斯与艾琳•艾德勒的风流韵事则完全是毫无根据的八卦了。原著中不近女色的福尔摩斯确实对这位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女子颇为欣赏,一直称她为“That
woman”;但依据华生的说法,那只是一种敬重而非掺杂了罗曼蒂克念头的非分之想。如今影片中两人不仅眉来眼去,更多次出现赤裸相见的场景,真真让福迷们大跌眼镜。

此外,热爱巴西柔术和街头斗殴的盖•里奇一向执着地寻求着“疼痛的底线”,因此他对福尔摩斯的理解加重了“武”的分量,并称“福尔摩斯是西方世界第一位功夫大师”。于是片中动作场面贯穿始终,不仅福尔摩斯成了地下拳手,裘德洛饰演的华生也摇身一变成为格斗行家;美国《综艺》杂志评论道:“这部电影的主角应该改名叫詹姆士•邦德。”至于两人之间的关系,更是掺杂了超越兄弟情谊的暧昧,斗嘴像是传情,动手像是调戏,还时不时醋海生波,引发全场哄笑;无怪乎本片又被戏称为“腐尔萌斯”。虽然称得上情节紧凑画面精彩,原本该是福尔摩斯戏的精髓部分——推理戏却被大大削弱了,结果是恐怕没人会把这部片子当作侦探片;于是小罗伯特•唐尼在金球奖上获得的,居然是喜剧类/音乐剧类最佳男主角。

回顾120余年来出现过的福尔摩斯形象,其中的变迁耐人寻味。1887年,《血字的研究》发表时,柯南•道尔如此描述这位初次登场的大侦探:“他有六英尺多高,身体异常瘦削,因此显得格外颀长;目光锐利(茫然若失的时候除外);细长的鹰钩鼻子使他的相貌显得格外机警、果断;下颚方正而突出,说明他是个非常有毅力的人。他的两手虽然斑斑点点沾满了墨水和化学药品,但是动作却异乎寻常地熟练、仔细。”出演过福尔摩斯的演员大多符合书中描写的相貌特征;小罗伯特•唐尼似乎是一个例外。至于福尔摩斯的“标准装束”——猎鹿帽+曲柄烟斗+斗篷+放大镜+手杖,其实并非出自原著,而是在插画家和演员们的演绎中逐渐发展定型的。

福尔摩斯系列故事最初刊行之时,许多插画家都曾为小说配图,其中包括柯南•道尔的父亲——可惜他的作品非常失败。西德尼•佩奇特(Sidney
Paget)是最著名的福尔摩斯插画家之一,他以自己的弟弟沃尔特为原型塑造了一个相貌英俊的福尔摩斯,这形象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后来沃尔特走在街上都会引起围观。在为《博斯科姆溪谷之谜》作画时,佩奇特给福尔摩斯戴上了那顶标志性的猎鹿帽;柯南道尔本人很喜欢这个造型,后来把这顶帽子写入了小说。

当时最著名的福尔摩斯扮演者是舞台剧演员威廉•吉尔特(William
Gillette)他的衣着打扮几乎奠定了后来人们心中经典的福尔摩斯形象;那把随身烟斗最早也是出现在他的手中。他也是第一个获得柯南•道尔首肯的演员。1899年5月吉尔特首次拜访道尔,他打扮成福尔摩斯的样子,走到道尔身边,拿起放大镜细细端详了一番,说:“毫无疑问是个作家。”柯南•道尔当场大笑不止。

福尔摩斯与电影的渊源则可以追溯到1900年4月。当时美国电影放映公司(American
Mutoscope and Biograph
Co.)出品了一部名为《歇洛克•福尔摩斯受挫记》(Sherlock Holmes
Baffled)的默片,片长仅45秒,讲述身着睡袍的福尔摩斯面对一个凭空消失的窃贼而陷入困惑不得其解的故事——如果说这可以算一个故事的话。那位演员连姓名也没有留下。此后诸多影视公司纷纷尝试将福尔摩斯搬上银幕,但都算不上真正成功。一直到20世纪早期,埃利•诺伍德(Eillie
Norwood)对福尔摩斯的诠释才真正获得广泛认可。年届六旬的他先后在47部无声电影和120余场舞台剧中出演福尔摩斯,至今保持着扮演福尔摩斯次数最多的纪录。尽管柯南•道尔对影片中引入了电话、汽车和许多维多利亚时代难以想象的奢侈品而略感不满,他还是给了诺伍德极高的评价:“他出色地扮演了福尔摩斯,使我大吃一惊。”

巧合的是,诺伍德的真实姓名叫安东尼•爱德华•布雷特(Anthony Edward
Brett);七十年后,另一位“布雷特”再次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深入人心的福尔摩斯。而在他出现之前,观众心目中最耀眼的福尔摩斯则是巴兹尔•雷斯伯恩(Basil
Rathbone)

自1939年出演福克斯公司投资的《巴斯克维尔的猎犬》以来,在长达五十年的时间里,巴兹尔•雷斯伯恩始终是福尔摩斯的最佳化身。他以鲜明硬朗的外形和冷峻孤傲的举止成功地塑造了这位神秘而自负的大侦探;疯狂的影迷们甚至坚持要求他以“夏洛克•福尔摩斯”来为他们签名。正是雷斯伯恩将我们耳熟能详但并非出自原著的那句台词“Elementary”发扬光大,他制作的福尔摩斯广播剧在当时也无人能敌。或许他的成功来源于对这一角色的热爱,正如他曾热情洋溢地表达过:“当我还是个孩子并且开始了解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侦探时,我就希望能成为像他那样的人……对我来说,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就如同扮演十次哈姆雷特一样意味深长。”

不过,雷斯伯恩的影片只有两部将背景设定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其他都属于有些扯淡的同人原创,常常出现一身20世纪40年代打扮的福尔摩斯跟纳粹分子斗智斗勇的场面。这对资深福尔摩斯迷来说自然难以接受,于是环球电影公司就此解释说:福尔摩斯是“永恒的和不可战胜的,所以当他处于今日的世界并解决今日世界上所发生的疑案时,也能保持如同往常一样在推理方面的权威地位。”可以理解,身处二战时期的动荡与混乱,人们热切地期望着像福尔摩斯一般冷静、睿智、无所不能的角色出现来挫败罪恶、拯救世界、重建秩序。因此,这一阶段的福尔摩斯呈现出被刻意拔高和神化的美式英雄形象;而出于反衬的目的,奈杰尔•布鲁斯(Nigel
Bruce)所扮演的华生不幸地被塑造成为一个平庸愚笨而缺乏存在感的小丑,这也深深地影响了之后人们对华生的印象。

雷斯伯恩版的福尔摩斯影响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后来每一个出演福尔摩斯的演员都会被拿来以他为准绳加以比较,一直到杰里米•布雷特(Jeremy
Brett)横空出世。1983年,格拉纳达(Granada)公司邀请布雷特在电视剧集中出演福尔摩斯时,这位资深莎剧演员犹豫再三——他认为福尔摩斯已经被扮演太多次,实难有所突破。最后他出于经济需要接下了这个角色,谁曾想到崭新的经典由此开创,布雷特从此在观众心中与福尔摩斯这个名字画上了等号。

布雷特面貌英俊,气度不凡,身材颀长瘦削,目光深邃狡黠,甫一登场便倾倒众生;要知道,他可是在《窈窕淑女》中与奥黛丽•赫本演过对手戏的美男子,虽然出演福尔摩斯时已51岁,魅力却丝毫不减当年。或许福尔摩斯本不该这么帅,但布雷特以精湛的演技说服了观众,甚至有福迷如此评价:“布雷特不是在演福尔摩斯;他就是福尔摩斯。”

据说布雷特是所有福尔摩斯扮演者中唯一真正读完道尔原著的演员:他不仅习惯随身携带一本原著,还与道尔的女儿长期保持联系;在片场,他常常提醒导演与编剧注意书中重要台词,并结合自己对原著的了解以及相关历史知识对服饰和布景加以修正。正是在他的考证下,福尔摩斯的猎鹿帽变成了黑色高礼帽,斗篷变成了黑色礼服,曲柄烟斗变成了直柄——这才是符合当时现实的打扮。

从此,福尔摩斯不再是彬彬有礼的完美绅士,虽然大部分时间依然刚毅睿智,但偶尔也会犯迷糊、讲笑话;被赞美时会有小得意,被无视时也会郁闷;招待客人之前会慌忙收拾凌乱的房间,大清早被揪出被窝时一样睡眼惺忪蓬头垢面。福尔摩斯与华生之间也不再是大侦探与小跟班的关系,而开始转变为感情深厚、彼此信任的好兄弟,时不时抬下杠斗个嘴,颇像男生寝室中常有的桥段。正如布雷特所理解的:“歇洛克•福尔摩斯的故事是一场伟大的友谊。没有华生,福尔摩斯也许很多年前就在可卡因中烧尽了。”

布雷特的健康状况一直不太好,在演出动作场面时常常力不从心,拍摄进度因而十分缓慢。1995年,由于心肌炎发作,他在睡梦中安然离世;而格拉纳达公司这套未及完成的经典剧集,也带上了永恒的缺憾。
 

纵观福尔摩斯在舞台与影视中的形象转变,不难发现在他外表越来越年轻英俊、身手越来越矫健敏捷的同时,性格也越发有人情味了。当电影与电视的发明、普及和蓬勃发展一步步诱发着人们对视觉刺激的渴望,19世纪老套的推理戏码自然远不如当下扣人心弦的动作场景吸引眼球;而随着女性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提升,这个庞大的受众群体也成为制作公司竭力争取的对象,因此主角的外形和性格向着女性喜欢的方向发展也并不出奇。此外,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之下,电影的娱乐意义被强化了;人们需要的不再是神坛上完美的英雄,而是能够引发共鸣的凡人名侦探。于是有了今天的《大侦探福尔摩斯》:因为腐,所以萌;因为平凡,所以可爱。

《大侦探福尔摩斯》乍看像一部魔幻片:反派黑木爵士拥有强大的神秘力量,组织诡异的宗教仪式,不仅能死而复生破坟而出,更可操控黑暗魔法轻易杀死忤逆者。然而在福尔摩斯的追查之下,所有谜团一一破解:所谓魔法,不过是普通人所不了解的科学罢了。著名科幻作家亚瑟克拉克曾总结说:任何足够先进的技术,初看都与魔法无异。那么,片中所提到的这些手段,在科学层面上是否真正成立呢?

首先来看最玄的“死而复生”。19世纪末,西方判断死亡的标准仍旧是呼吸、心跳、脉搏的停止。但事实上,脑震荡、机械性窒息、二氧化碳中毒、溺水、上吊、寒冷、服用安眠药或麻醉药等引起的昏迷,均有可能使呼吸和心跳降至极微弱的程度,甚至完全停止;一定时间后,也可能引起身体冰凉,僵直发硬。但若及时抢救,病人完全可能复苏,这便是“假死”。历史上假死案例屡见不鲜,死人下葬后敲棺材盖的情况时有发生,开棺验尸时也常发现挣扎抓挠痕迹,往往引起人们恐慌的猜测和联想,这也是吸血鬼的传说产生的原因之一。由于心脏死亡误判严重,1968年,哈佛大学死亡定义审查特别委员会提出“脑死亡”判断标准,并得到世界卫生组织采纳,逐渐被世界各国医学机构接受。

什么药物可以用来制造“假死”呢?西方故事中最常用的麻醉植物是曼陀罗。早在古罗马时期,老普林尼就在《博物志》中指出了它“可使人陷入沉睡,对正在进行的手术浑然不知。”《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使朱丽叶假死的药物,据考证是用曼陀罗的根制成的;在《奥赛罗》以及《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里,莎士比亚也曾直接提到这种植物的麻醉效用。

不过,本片中黑木爵士服用的却并非曼陀罗,而是杜鹃属植物中提出的毒素——最有可能是黄杜鹃中提炼出的木藜芦素。这种毒素可引起心律不齐,也可使心跳与脉搏变得非常徐缓而微弱;由于血液循环不畅,也会造成脸色苍白的效果。当时华生医生只是简单地用手测了黑木爵士的脉搏和心跳,误判死亡毫不奇怪。黄杜鹃在中国又称羊踯躅,花叶均有毒,也有麻醉作用。杜鹃花蜜引起中毒的事件在古希腊时期也有记录,误食可能导致休克或猝死。若成分比例把握得当,又是用在黑木爵士这样体格健壮的男子身上,成功伪造死亡假象的可能性的确存在。

美洲杯集团,再来看黑木爵士最后的杀手锏——以无线电遥控释放毒气的装置。这在当时的确是神奇的发明:福尔摩斯发现它的作用时毫不掩饰惊讶;福尔摩斯的死对头莫里亚蒂教授的一系列精心策划也是为了把这个装置搞到手,片尾时更指出这才是“真正可以改变世界的魔法”,为续集留下伏笔。

许多观众在此质疑盖里奇将无线电的发明时间提前太多了,而事实上,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早在1893年就已经展示了无线电通讯技术,并于1897年获得无线遥控技术的专利。只不过这个熠熠生辉的天才被埋没太久,以至于时至今日无人不知爱迪生,却鲜有人了解特斯拉在电学方面的贡献。

特斯拉在爱迪生发明直流电不久便发明了交流电,并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台交流电发电机。然而或许是出于嫉妒,或许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当时已处于巅峰地位的爱迪生一直对特斯拉实行打压,称其为“科学界的异端”,并声称交流电对人体十分危险,结果使特斯拉长期郁郁不得志。1904年,在爱迪生的影响下,特斯拉的无线电遥控技术专利被美国专利局撤销后转授给马可尼,直到1943年才被重新认定有效。

不仅在当时特斯拉被视为异端,即使在当今社会,他的许多构想看起来也十分荒谬无稽。他曾提出扭曲时间和空间的理论,并认为可以发明一种将人的想象投射到胶片上的“意念照相机”。另一部电影《致命魔术》(The
Prestige)中,特斯拉可以让插在土里的灯泡亮起来,最后更制造出了可以复制人体的装置,足以见得人们对他的定位——天才加疯子。因此,作为影片中重要的道具,这件划时代的无线遥控装置恐怕与特斯拉脱不了干系;即将开拍的续集或许很快会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