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收音机里再次传出单田芳的评书时

原标题:逝者 | 评书大师单田芳的传奇人生

上世纪70年代末,“八个样板戏”垄断天下的局面悄然结束,久违的相声、大鼓、快板、评书,又出现在全国各地的电台里。收音机这种小玩意儿,给中国带来了大面积的欢乐。那时,人们都记得鞍山市曲艺团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岳飞传》:“枪挑小梁王,大闹武科场”、“哈密蚩下书,潞安州失守”、“高宠战四猛,枪挑铁滑车”、“锤震金禅子,雷鼓战金山”……环环紧扣,一回接一回地听下去,亿万听众都陷在忠臣孝子的故事里,着迷了。很多人以为,中国的评书演员,似乎只有刘兰芳。

就在《岳飞传》大红大紫的时候,收音机里忽然响起一个“哑巴嗓子”,这位演员似乎非常苍老,他那“怪味儿”的《隋唐演义》像变魔术似地打开了书场。虽说电波不长腿,大江南北都知道:东北出了个单田芳。这个人是谁?怎么才露面?他早干吗去了?

一个人成名后,难免会有成群的好事者出来打听他的出身门第,甚至祖宗八代的历史渊源,似乎能与名人攀上一点“转折亲”便显得格外光彩。单田芳走红之后也不例外,他的家谱被敷衍成了很多版本。每当提起自己的“祖根”来,单田芳就笑,假如上溯三代,的确是盘根错节,一言难尽。

东北人都把单田芳称作地道的老乡,其实,只能说关东那片黑土地是他成就事业的人生阶梯。早在上世纪50年代,单田芳就在辽宁鞍山成家立业、拜师学艺,从1956年第一次登台,到获得评书界“板凳头大王”的称号,只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他便走红东北三省,那时候,单田芳刚刚21岁,称得上少年得志。可惜,好景不长,1968年之后,单田芳莫名其妙地从曲艺舞台上消失了。“文革”十年,整个社会都乱了章法,当收音机里再次传出单田芳的评书时,他已经两世为人,不知褪过几层皮了。

1979年“五一节”,春暖花开。阔别观众十年之久的单田芳重新登上了三尺书台,应该说,这次不同寻常的复出才是他真正意义的“成名”,在极短的时间里,单田芳的知名度迅速攀升,不但红遍了东北三省,也红遍了全中国——那时候,单田芳已不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而是45岁的中年人了,拿他自己的话说:“前半辈子,我净倒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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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单田芳重返舞台

东北这片黑土地是一块事业的跳板,成全了单田芳拥书入关,走向全国,这里沉积着他大半生的爱恨情仇、荣辱毁誉,恐怕永远也割舍不掉;但是,如果论起家谱来,单田芳的祖辈、父辈,乃至他的出生地都不在东北,这里至多算是他的“第二故乡”。

动荡的世道,飘摇的单家,虽说总是战战兢兢,有惊无险,然而,为了活下去,当家的奶奶还是做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决定:让永魁、永槐走大哥永生那条路——从艺说书。老太太这句话,为单家两代未来几十年的生活道路埋下了关键的伏笔。

如今,评书说到单田芳这个份儿上,当然是凤毛麟角。然而,当他的父辈拜师学艺的时候,并未想过将来要成为万人景仰的“评书表演艺术家”,再说直白一点,吃“开口饭”的曲艺行从来都是“撂地儿”,比花子乞丐体面不到哪儿去。梨园行也是如此,晚清时代,尽管戏曲演员在北京城或者天津卫红得发紫,地位却相当低贱,据说,戏子的子女只能唱戏,连婚嫁都无法与普通百姓平起平坐。好不容易熬成了“角儿”还得朝妓女打千儿请安。可以想像,在单永魁兄弟下海的年代,艺术根本就不值几个小钱儿,如果不是为了一口饱饭,谁肯趟这潭浑水呀。

还不错,单家哥儿仨靠曲艺活了!单永生投师西河大鼓,人送雅号“八岁红”,三弦、书鼓、鸳鸯板,一登台便来了精气神,他刚刚十四五岁,就已经远近驰名了。永魁则傍着大哥,弹得一手好三弦。也许是命吧,三弦弹来了著名西河大鼓演员王香桂,曲艺为媒,俩人结婚了。从此,奠定了一个奇特的“曲艺世家”:单田芳的父母、叔伯,乃至三位舅舅都是“门儿里”出身,难怪他说自己是曲艺熏出来的“虫儿”,恐怕早在娘胎里就开始入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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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杯集团,单田芳的父亲单永魁和家人

再回到单家的历史。投身曲艺,就等于默认了“吉普赛式”的生活——四海为家,飘若浮萍,走南闯北就是为了说书吃饭。天津是当时的曲艺重镇,单永魁、王香桂夫妇在城里租赁了一座狭窄的四合院,两人搭伴儿说书也能养家糊口。已是深冬,鹅毛大雪飘飘洒洒,九河下梢一片白。书场里却极为热闹,灯光摇曳,人头攒动,观众们交头接耳地巴望着演员登场。

此时,王香桂已经怀孕八个多月了。本来,天气恶劣,满可以守在家里养养神,但是,她执意不听丈夫的劝阻,非要唱完最后一场不可。单永魁脾气绵软,实在拗不过,也只好依从了老婆。王香桂挺着大肚子赶了一个多钟头的夜路,才准时到达茶社。弦师单永魁一边伴奏一边替妻子捏着冷汗,心里不住地祷告:“老天有眼,保佑他们母子平安。千万别出什么意外呀……”

台上说的是王香桂的拿手活儿——《杨家将》,故事环环相扣,吸引住了台下的每一位听众。大概说到两个小时,王香桂顿感下腹巨痛,看来小宝宝就要出生了。“不识相”的小家伙儿在母腹里快意地挣扎着,惊得整座书场一片唏嘘:“眼看就要生啦!”“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孩子生到书台上啊!大伙儿赶快帮帮忙吧……”

立刻,停演救人。深更半夜,大雪纷飞,到哪儿去叫现成的黄包车?只有靠人抬了。大汗淋漓的王香桂平躺在一块救急的门板上,二百多名观众自发地组织起来,一拨儿接一拨儿地把她送进了天津市中心的协和医院。顶着北国凛冽的寒风,踩着马路上厚厚的积雪,在评书迷们自动形成的人墙中,中国未来的评书大师即将诞生,

产房大门紧闭,忽然从里面传出一声响亮的婴啼——单田芳来了。那个落满雪花的午夜恰好是1935年11月11日。

弄璋之喜,也算人生一大快事。单家人个个儿乐得合不拢嘴儿。宾朋聚拢在襁褓周围说笑着:“呦!宽眉大眼,白白胖胖,又挥胳膊又登腿儿,真招人待见。”“长大以后,准错不了。念书考学,升官发财。你们老单家,净等着改换门庭,光宗耀祖吧……”

善意的祝福其实并不能改变这个小宝宝的前途与命运。他起劲儿地挥舞着肥白的小胳膊,似乎有使不完的力气,要在陌生的世界里大干一场。谁也不敢说,等待孩子的,究竟是福,还是祸。

本文节选自《评书大师单田芳的传奇人生》

2008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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